香港大學（港大）於11月喜迎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Ferenc Krausz教授，出任理學院激光物理學講座教授。作為超快激光科學與量子光學領域的國際權威，Krausz教授的加入不僅為港大卓越的科研實力注入嶄新維度，鞏固大學在尖端科研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更將透過國際合作開拓跨學科研究的新疆界。

問：你目前站在物理學研究的前沿，最初是如何對這門學科產生興趣的？ 

答：對物理學的興趣其實始於中學時一位以引人入勝方式教授物理的老師，至高中階段，我逐漸沉醉於探索自然奧秘，繼而專注自然科學，最終聚焦於物理學。透過物理學，我學會欣賞其概念上的簡約之美，原來世間萬象，從人生抉擇到複雜科技，皆可透過若干基本定律理解；而這些定律亦支配著周遭一切。話雖如此，我有時也會想，若我沒有專注研究物理，或許自己可能是一個考古學家，同是致力於鑽研某種微觀世界，運用現代物理技術重現千年前的建築環境和人類生活；又或者，我會成為宇宙學家，以宏觀角度探索時空奧秘，這正巧與我現今研究的微觀領域方向完全相反。

問：你認為科學家有何必備的重要特質？ 

答：我認為懂得面對失敗是科學家其中一樣最重要的特質。從事科研本質上充滿挫折，若幸運地事事順利的話，我們偶爾可以實現預期目標、取得突破甚或有所發現，但100次嘗試中，可能只有一次會成功，其餘94次、甚至99次嘗試皆為失敗。我學會與挫折共處，領悟到失敗是學習過程一部分，推動我們另闢蹊徑，而那條新路，反而有機會引向更重大的發現。這是我向團隊每個成員傳達的信念，要相信每次失敗都使我們更進一步。唯有培養這種態度，我們才能好好享受科研過程，否則我們便會因為常遇挫折而終日鬱鬱不歡，這是不行的呀！

問：對你來說，哪個是取得突破性發現的重要時刻？為何能於他人未竟之處取得成功？ 

答：我們於2001年的突破性發現，其實始於1990年代初的醞釀。當時我思索能否開發實驗技術，捕捉原子核之外電子在極短時間尺度上的動態行為。我對這個問題深感興趣，所以說服團隊與我一起專注投入研究。

需要補充的是，在科學探索的過程中，每個解決問題的步驟都有機會揭示有趣的新謎題，創造新的知識，而導致我們陷入其中甚或迷路。因此，我們必須保持紀律，集中精力於明確設定的問題與目標，我想這不僅是科研成功的關鍵，處世也當如是。

問：諾貝爾獎讓你躍上全球矚目的舞台，面對盛名與讚譽，你是如何自處的？ 

答：首先，榮譽從不只屬於我一人。獎項所表彰的，是與我一路走來的所有同行者，包括在匈牙利的師長、在維也納與慕尼黑一起共事的同仁、我的恩師Arnold Schmidt，以及無數認同我們理念和支持我們的個人和機構。

我在2022年成立了一個慈善組織，援助受烏克蘭戰火影響的青年，其後，我將諾貝爾獎及其他獎項所得的獎金注入這個機構。我亦積極號召科學界響應，資助和支持這些年輕人的教育與培訓，讓他們可以持續發展自己的未來。

問：你一直走在創造新知的前沿並屢獲殊榮，接下來有何計劃？

答：在追求研究突破和創造新技術的過程中，我們總會不斷自問：這些突破如何應用於生活中，改善民生？過去十年來，我們積極研究，如何善用這些新科技，更有效保護人類的健康。

阿秒物理學可以量度細微至電子的活動，是我們認定的一個方向。過去十年，我們一直研究人體血液內分子變化與疾病病變的關係。例如，血液內某些份子變化是否就等於疾病已經潛伏體內，我們可以用阿秒物理方法，及早捕捉這些訊號。

問：這是否你選擇加入港大的主因？

答：選擇來到香港的原因很多，我認為最吸引我的是香港有一套卓越醫療體系，以及港大內世界級的醫學專家。我相信大家的共同信念是，我們可否為醫療體系帶來變革，使之成為可拯救生命、提升生活品質、節約資源、促進社會進步的體系。顯然，此乃艱鉅的挑戰，單靠一國或一個實驗室難以成事，必須全球共同行動，唯有匯聚世界頂尖力量，我們才有機會實現這個如斯巨大的目標。

港大作為國際頂尖學府，能吸引區域與全球的優秀人才。這非常重要，若無法凝聚最傑出的同仁朝著共同目標進發，目標實難以達成。我非常期待與港大同事，譬如香港大學臨床試驗中心的研究人員，以及我在匈牙利和德國合作多年的研究夥伴，共同開展嶄新的科研計劃。

問：有否具體的目標想要在港大實現？ 

答：有的，我們有明確的計劃。我們的研究團隊已在匈牙利開展一項涵蓋15,000人的研究，並計劃將它發展成縱向世代研究，於匈牙利、德國與香港三地各招募15,000名參與者。這意味著在未來十年間，我們有機會從45,000名參與者取得約100萬個血液樣本，透過紅外光譜指紋分析等尖端技術對這些珍貴的樣本進行檢測，從而以構建出能夠篩檢癌症與心血管疾病等常見慢性病的大規模預測模型。我們的最終目標，是透過在三地的醫療體系，推動以檢測作為主動預防疾病醫療模式，改善人們健康，取代現時「有病才治療」的傳統做法。

原文載於《Keynotes@HKU》(2025年11及12月號)